黄花梨木带托泥方台座，1995年成交价为88万元。（图片提供：北京保利）

由此可知，王世襄与李翰祥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角度，有着相当的距离与反差。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究其原因，则是缘由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所造成。

从1949年的新中国解放到1980年经济改革以前，对于王世襄一代的大陆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主动或被动投入思想改造、突破禁锢的实践过程。同一时期，以李翰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辗转港台英美、探索文化真知、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过程。

197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港台两地的邵氏电影，作为当时机关单位的特权，在小范围进行放映的时候，中共高层惊讶于李翰祥居然能在港台的弹丸之地，拍摄出极为震撼逼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场景，认识到了大陆方面在维护发扬中华文化传统方面的不足，进而邀约邵逸夫等一大批爱国侨胞进入内地，共同发展经济生产与文化慈善事业。而李翰祥也回到北京，拍摄了著名影片《垂帘听政》以及《火烧圆明园》。客观说来，王世襄与李翰祥，分属大陆与港台完全不同的教育教化或人生历练，也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因此，这仅仅是他们各自对于事物的真实判断而导致的不同选择。

资以参观研究的公共资源

当代最早从事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先锋人物，其中应该是德国的古斯塔夫·艾克（Gustav，1896~1971年）及其助手杨耀（1902 ~1978年）。王世襄接过古斯塔夫·艾克的火炬，而袁荃猷则以伟大的女性人格担当了杨耀的重任，夫妻二人以幽微的单薄力量踏上了探索与完善中国古代家具收藏研究的漫漫路途。

20世纪50~80年代，王世襄为维持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课题开展不惜全力且节衣缩食。其锱铢必较，曾经遭到北京光华木材厂普通工人的无情讥讽与恶面相向，以至惧怕而无法前往研究参观存放在那里的故旧家具，最后，张德祥施以友情援手，方才满足心愿。因此，收录于《明式家具研究》以及《明式家具珍赏》那些黄花梨紫檀木家具，大多源自王世襄本人的收藏。

李翰祥作为著名导演，虽然年轻，却从来不乏文物历练以及见多识广，更兼掌控庞大场面的天赋，这很多倚靠的是他早年在海外打拼的广阔视角与丰富阅历。因此他本人的一些识别事物的洞察能力，可能会在王世襄之上。当年，北京龙顺成硬木家具厂由于许多品种的家具不允外销，大量占用仓库。硬木厂为腾库，发出许多函。张德祥受托嘱，介绍李翰祥来购买，继而买到镇厂之宝，即明黄花梨雕螭龙纹方台。1995年，中国嘉德刚刚成立不久，李翰祥与其合作，做了国内第一场古典家具专拍，场面颇为震撼，方台被马未都所得。

王世襄与李翰祥，皆以过人的智慧与领悟能力，利用当时有限的社会环境，令其各自的中国古代家具收藏部分，基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与传承，分别成为上海博物馆以及北京观复博物馆馆藏（“清水山房”专场家具多被马未都收入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以参观研究的公共资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高山仰止的贡献。

留下了各自的人生遗憾

2005年，王世襄才可能认识到了他研究体系中的一些致命缺陷， 以致于在重新校订编篡《明式家具研究》再版的时候，再三述及到了从香港归来的天津马可乐的名字以及他的收藏研究成果。

马可乐从事研究收藏的是中国古代公元4~18世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髹漆绘画家具内容，他强调的是北方少数民族之草原佛教文化对中原汉文化的持续影响糅合。然而这时王世襄已然失去了袁荃猷的鼎力相助，无奈自己也垂垂朽矣，心有余而终精力不济，无法为《明式家具研究》的再版增添新的内容。

李翰祥在他的生命晚期，可能也完全放弃（或中止掉了）他所收集与研究明清两代硬木家具方面的工作，转而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马家窑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马厂彩陶器物方面的研究与收藏上。

中国的马家窑文化，发祥于5000~ 4000年以前黄河上游的河陇地区，而中国在当代考古出土之最早的西周（公元前1027 ~前770年）以及春秋战国（公元前770 ~前222年）时期的木质漆器的表面纹饰，几乎皆出自于（或拷贝取材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表绘画。实际上，中国古代家具家居很多的设计制作的内容与程式，早在公元1世纪以前、既已完善并固化了下来，中国在东汉时期之后在家具以及家居方面的科技发展，仅仅可能只是对于之前相关学术理论的实践与完善。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李翰祥在他去世的1996年以前，他的有关中国古代家具方面研究，当时在历史的纵深方向，已经达到了他人少有企及的高度。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两件家具重器，则代表的是王世襄、李翰祥一生收藏的最为重要的藏品之一，日后花落谁家，尚未可知。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