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印象，1984年7月19日于万县（李公明/图）

在长江三峡客轮上画的那幅青年速写像是一个供销员。在甲板上聊天，他走南闯北的故事让我们着迷；他的性格也很豪爽，同意让我画速写。我力图捕捉他边抽烟边侃的神情，还有就是他身上透发出来的活力，大概画了15分钟就完成。前几天找到这批画稿的时候，我太太一看就说是当年那个神侃的供销员。

在船上看三峡景色，我当时感受很深的是两岸峭壁的石皴，以及停泊在崖下的运输小船。船过西陵峡的时候，看着层层叠叠地沿岸延伸的岩壁和紧挨岸边停泊的船队，猛然感到乌黑的峭壁与同样乌黑的船队浑然一体，它们仿佛是天然的伴生物，竟然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几分钟的速写，刻录的正是这种强烈与奇异的视觉记忆。

船到万县，可以上岸在码头溜达一下。来不及在现场画速写，带着记忆回到船上马上就画了这幅《山城印象》。很大的箩筐和拾级而上的街道以及背着箩筐的镇民，这些都是很鲜明的记忆，唯独至今想不清楚的是左边竹棚子下面的几个背影，他们的衣着打扮不是当地人，很可能就是和我一条船上的旅客，我在记忆中忠实地把他们也画进来了。作为一种艺术叙事，“速写”绝对不是完全被动的记录，它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对话；所谓的“在场”也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一种寻觅与确认。船沿三峡逆江而上，滔滔江声中并没有古典的两岸猿声，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未来的三峡大坝就建在西陵峡航段，不知道我们沿途经过的很多城镇将永远没入水中，不知道在这两岸土地上将会有百万移民离开家园；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组三峡速写无论如何的草率、在古往今来无数关于长江三峡的画作中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它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记忆中将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个人的“在场”与记忆以速写定格在那个时刻。

其实还有很多即将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当时在船上凝望江水与峭壁的时候无法想到的。我们不知道一年之后的1985年将以物价和工资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而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我们也不知道在1985年将有一艘客轮从重庆顺流而下直抵武汉，船上载有六十多位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和经济领域的官员，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就在这艘“巴山轮”上举行。这次会议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8月31日，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北京会见了将要上船的外国经济学家和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9月2日至7日，这条长江客轮所激起的思想浪花最后定格为上报国务院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并且迅速被吸纳到在9月23日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中。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会议中提醒中国同行：“解决改革过程遇到的经济困难最简便的办法是重新运用行政手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部门的本能反应。必须时刻记住改革的总目标。”前几年我在一篇关于科尔奈《思想的力量》的书评中写到了这次“巴山轮”会议，这组长江三峡速写又勾起了我的思绪。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未过万重山。明年就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正式启动标志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这实在是不应被遗忘的一艘客轮与一段航道。

回到速写问题。1970年代中期我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画过不少农民和知青的速写像。那时正是“文革美术”晚期，画速写是主流政治在“工农兵美术”运动中提出的要求。当时我有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73年8月编辑出版的《速写选辑》，收入邵宇、杨之光、伍启中、陈衍宁等人的速写活页32幅，封面是一幅解放军炮兵战士正在操作瞄准器的速写，他的弓步动态和束着皮带的军装衣褶以非常准确、潇洒的笔触勾勒出来。出版前言选用1973年3月18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提倡多画速写》的评论，文中写道：“美术工作者在生活中画速写，可以锻炼和提高艺术造型的能力，可以为创作记录形象和积累素材，有时速写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同时，画速写的过程也为美术工作者熟悉工农兵、接受再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前面一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没错，这部《速写画辑》第一版就印了10万册，那个年代的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我至今觉得这两个概念是很好的）恐怕不少人都受过它的影响。在那些“火热的年代”里，附加在写生与速写之前的修辞往往是“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到田头、到工厂、到兵营去”等等，政治叙事在特定的年代里成了艺术合法性的前导。

在知青岁月中，我作为一名爱好美术的知青常在村头写生，那些大队农村干部很能从政治正确性的角度理解和支持我画速写；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请我给他们家里的老人画一幅写生肖像，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在政治之外还有人伦，凭着写生与速写的手艺已经可以走家串户混几顿饭吃。这次和这组三峡速写一起翻出来的还有几幅当年画的农民肖像速写，有用炭笔画的，也有直接用毛笔水墨来画，后者是从临摹杨之光先生的水墨人物起步的。

至今为止的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仍然有很多未受重视的重要议题，其中速写作为一种绘画样式在中国现代文艺中的发展及意义就非常值得研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我们打倒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武器就是提倡写生、面向生活，写生成了一种进步的、正确的艺术世界观，而速写则是写生中最便捷、最常用的武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国画家赵望云（1906-1977年）回河北家乡农村写生，后来应天津《大公报》聘请赴冀南农村写生，在报上以“写真通信”为专栏连载130幅作品。他采用的是水墨速写技法，很全面地描绘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状况。他的入室弟子黄胄（1925-1997年）更是以写生抓取“生活之真”，以速写的生动笔法与恣肆气势直接入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水墨人物画创新之路。黄胄晚年更强调必须用中国画工具来画速写，是对速写之价值与意义的深刻体会。

“面向生活”，多画速写，无论如何总是要把人从书斋和画室里推出来，要让人总是走在路上。今天，过去那些显得既荒唐又可爱的关于写生与速写的政治叙事早已被时代之风吹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在速写中还能寻觅到某种政治性的激情和体验：我不知道也不相信，速写作为一种面向生活、记录内心感受的工具，为什么不可以表达生活中的政治性内涵——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被污染的、失去尊严的河流，面对着被滥伐的、没有了童话的森林，面对着……的时候，速写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转身而逃呢？

（作者为广州美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