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历代画论,发现中国古人对笔墨的认识大致只限定在“法式”的范畴内加以讨论。当然也有许多认识也将其与人心,人性相同一,但大都只作为一种人文价值加以肯定,如“人品即画品”与“六籍同功”、“一画开天地”、“心画说”等等;具体到“笔墨”神圣性时,大概也不超过“书画同源”、“河出图,洛出书”等范畴。对于今人而言,这些论述不是过于空泛,就是过份神秘。为何如此呢?

中国文明发展的生态一直是完整流动的,就如同鱼儿从不曾怀疑水的存在一样,更不会争论水倒底好不好,水是什么?问题关键的是在水里如何更自在;帮助人们更自在的手段叫“法武”,所以古人只在法式中详论笔墨。

现今,水开始变质了,有酸、碱性水、有纯净、污染之水,甚至有人主张鱼儿上岸了,人文的生态——“水”,从此倍受关注。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不乏生态的变动,但这种变动因其历史悠久;体量巨大以及其调适能力超凡而从未威胁过文明的信心。如对佛教、伊斯兰教,西南各地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容纳和同化和对蒙、藏、金、清等各历史时期具有巨大军事能力的民族的包容,同化,整合的能力,而其核心人文价值就是“人同伦”。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生态建立是以各民族文明的融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也影响和规范了亚州地区国家的文明秩序,这是中华文明自信的来源之一。

但是,从1840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坚船利炮和强大的工业文明前第一次开始动摇。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还有更早的魏源,林则徐等清朝中兴名臣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实际上是被迫的文明防御性策略,虽然它是以洋务运动为标识向西方学习的最初态度,但更是文明自信的首次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