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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军:疫情之后 去年的艺术事件似乎不值一提(组图)

2020-04-08 13:56 文章来源:新京报  作者:余雅琴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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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可以先分享下2019年让您最为深刻的艺术事件是什么吗?

鲁明军:自新冠疫情发生后再回看过去的一年,似乎没有值得一提的艺术事件。

新京报:但可以想见,一定会有艺术家以疫情为主题做出艺术作品,这可能触碰到某些伦理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攫取他人的苦难,并一定程度上贩卖这种情感?有此一问也因为#metoo等运动席卷全球,艺术家的私德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被绑定公共性的话题,而与此类似的,动物保护或对少数群体的权益等问题都在一些领域引发了争议甚至抗议。美术馆、策展人或艺术评论的工作是否要考虑这些不同层面的道德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和平衡呢?政治正确是否如同一些人所说成为了“猎巫”式的泛暴力,成为一种新的规训?

鲁明军: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对于那些简单粗暴的体制批判也没什么兴趣,我关心的是集体的混乱和体现在某些人身上的分裂性诸如此类的现象。所以,我正在策划的新展览“恶是(Being of Evils)”的目的不是批判体制,发泄不满,也无意反思人性,劝人良善,而只是想以艺术的方式传递一个事实:恶何以是(being),恶以何是,以及恶,何以为恶?!

这些问题看上去很抽象,展览也不提供一个结论,但如果你到现场仔细看了展览,相信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的。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也许它只属于那一刻。但我觉得这样的展览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2017年,古根海姆的“世界剧场”展览活生生被动物保护事件扯到一边去了,结果媒体只关心动物保护,反而对展览本身很少有严肃的讨论。美国《十月》杂志发了一篇长文专门讨论这个展览引发的动物保护问题,让策展人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metoo所针对的可能更多是艺术系统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包括个人私德),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决定一件作品的好坏,也不能成为判断一个艺术家的绝对标准。除非,#metoo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并且真的释放出足够的政治力量,否则,政治正确并不能成为判断艺术的标准。很多优秀的黑人艺术不光是因为他是黑人,也不光是因为他关注种族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艺术实践本身所具有的力量。

政治不正确,不见得他不是一个好艺术家,也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作品。是个人都可以表达政治正确,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好艺术家。在欧美特别像纽约这样的城市的艺术机构大多会将政治正确作为工作的考量因素之一。但在国内,似乎很少有美术馆、机构会涉及这个层面的问题,而主要体现在很多留学回来的年轻艺术从业者身上,他们对此相对更加敏感。类似#metoo这样的社会运动是阶段性的,在某个时间点被引爆,本质上还是事件性的,所以很快就会被另一个事件所替代,也许,过一段时间还会卷土重来。但它对很多从业者还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古根海姆美术馆展览“世界剧场”现场。

新京报:此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科技展、网红展铺天盖地,侧重社会、政治和历史议题的艺术作品逐渐少了,能再具体聊一下这个话题吗?

鲁明军: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观看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着艺术媒介,但或许是因为科技的力量过于强大,反而固化或抽离了人们复杂而细微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即便是很多带着反思和批判态度的作品,也最终陷入了一种无聊、乏味的套路中。

另外,科技展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不存在被审查的风险,有一些和官方的倡导是一致的。但事实上,这几年特别在欧美,反而很多原生性的、带有人类学色彩的作品又卷土重来。这当然跟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恰恰与那些冷冰冰的科技展构成了一种张力。国内这些年也有一批艺术家在做类似的实践,比如他们前往西北、西南边疆寻找灵感和素材,再比如像很多东北艺术家,本身的地域性就非常强。

当然,地域性也很容易被裹挟在身份政治里面,而我更加看重的还是原生性的力量和潜能。这就涉及你说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议题的作品,其实我说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是觉得这几年那种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作品越来越少见到,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好的艺术正是知识和经验抵达不了的那个部分。知识和经验相对容易表达自己的态度,也容易引发观众的回应和情感的共鸣,但同时也限制和束缚了艺术家的想象空间。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责任编辑:苒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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