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卉纹碗。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东南沿海一带是长沙窑瓷器输出的必经航路，如明州（今宁波）港，除了大量运销越窑青瓷等产品外，长沙窑瓷器也有不少踪迹可寻。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向外输出的。 宁波的考古发现也有目共睹，“唐宋子城遗址长沙窑产品占同时期出土瓷器总量的 5%，和义路长沙窑产品更达到 20%。”综合几十年的出土情况看，唐代明州港确实输出了很多长沙窑瓷器。但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最丰富的还是扬州港，明州港应名列第二。

福建地区在唐代也有不少青瓷产品烧造并外销，长沙窑瓷器只是偶尔出土。 这一现象说明，泉州港不是唐代长沙窑瓷器外销停留的热门之地，很多器物可能只是被装载于船上路过福建沿海海域。

两广地区有不少长沙窑瓷器贸易的踪迹，尤其是广东，相对江淮地区，这里到湖南的距离其实也并非很近，水运从广西绕行方可到达。除了国内区域交易外，广州港是主要的运销点。 广州南越国宫署、德政中路唐代码头遗址、文德北路、东风西路、解放中路等遗址，均出土有长沙窑瓷器。另外，广东高州、揭西、增城等地也有出土。不过，广州地区发现长沙窑瓷器的数量，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从广东全省来看也是如此。

在广西桂林地区，发现的长沙窑瓷器较多，城内城外至少发现有五十多处。 还有，广西平乐、昭平、容州、象州、鹿寨等地也出土过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瓷器在广西的传播，与间接连通当地到广州的水路航运有很大关系，唐代长沙窑瓷器的运输，可勾画出从湘江南下转广西兴安灵渠，经漓江过平乐、昭平、 梧州入珠江水系到达广州的航运路线。

总体而言，长沙窑瓷器在国内出土量较大，多集中于水运航线周边，除运河一线外， 主要是沿湘江进洞庭湖入长江至扬州港，出东海到浙江宁波一带最有销售活力。而湘江绕广西灵渠至珠江口的航线也是重要的水运路线。 至于山东半岛这一带的发现，以蓬莱水城为主，这里是唐代登州港所在地，长沙窑瓷器到达山东半岛，应是唐代登州港出黄海前往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海外贸易被推动的结果。可以认为，唐代长沙窑瓷器确实有不少内销市场，主要集中于湖南本土和沿长江地带，部分在两广地区。但最主要的还是面向海外，其中江淮以下地带是长沙窑瓷器最主要的销售中转地带。

（二）海外贸易踪迹

过去，了解长沙窑瓷器的外销情况，经常会提到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国家的出土实物，还有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区外销产品等。

目前，有记录的国外发现有长沙窑瓷器的地方很多，如日本就有十几个地区。 朝鲜半岛的发现主要集中在韩国庆州地区 ，还有朝鲜至今无人居住的龙媒岛。沿南海到东南亚西去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发现长沙窑瓷器的国家很多，如印度尼西亚（至少也有十几个地区）、菲律宾、越南、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 巴林、阿联酋、约旦、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都发现有长沙窑瓷器的踪迹。

总之，从东海、南海航线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发现长沙窑瓷器的国家很多，长沙窑产品可能是唐代西销最多的中国瓷器之一。

长沙窑瓷器在国外尤其是西亚地区广受欢迎，可能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

1。 题材新颖、色彩丰富、多样化的纹饰尤其符合西亚等地区外国人的欣赏和使用口味。

2。 实用性强、价格低廉、当地众多窑场大批量的生产，竞争激烈，市场产品十分丰富，可谓价廉而物美。

3。 交通运输便利，依托湘江和长江等水系的优势，南下广东、东去东海，航运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便利之处。

4。 唐代湖南地区茶业兴盛，茶文化发达，茶叶配以茶器，无论是销售还是使用都相得益彰。

过去，我们对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外销能力及受欢迎程度的认识不足，相关资料也不够充分。新的沉船资料使我们认识到，对唐代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可能要重新予以评估。

据国外研究者介绍，除“黑石号”外，越南广义地区一艘沉船的器物也被发现，此船同样装载了唐代越窑、邢窑、广东窑口的瓷器，其中更多的是长沙窑产品。按照《皇华四达记》 记载从广州的西行路线，广义沉船的航线与“黑石号”相同。另外，在泰国曼谷郊区也发现一艘与“黑石号”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缆绳缝合沉船，装载有中国“未上釉的炻器及广东窑储物大罐”和大多数中东陶器。

目前已有三艘装载大量同样或不同货物的同时代沉船，可以想象当时船只沉没的概率是不低的。当然，成功抵达目的地的绝对不仅仅是几艘海船，在唐代一定历史阶段中可能较多。 从“黑石号”和广义沉船瓷器的货运情况推测，国外一些贸易商和运输者是有备而来，他们没有盲目购买，而是有计划地对符合自己国家和地区民众口味的商品进行采购。

从“黑石号”打捞的长沙窑瓷器看，基本可涵盖整个唐代长沙窑的大多数品种，尤其是那些铜红釉、铜红彩等品种，这在国内考古发掘和保存物品中也十分少见。还有很多贴塑纹样的执壶等器物，都是中规中矩的产品。当然，从沉船中大量长沙窑和北方青花及白釉绿彩器等彩绘和纹样的陶瓷器情况看，阿拉伯人应是特别重视和喜爱这种有色调和彩绘的中国器物。

另外，沉船打捞的那件带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款铭的长沙窑碗，是一个重要的收获，“湖南道”出现较晚，（图 7）推测此碗可能是最早出现有关“湖南”区划名称的存世器物之一。“草市”在唐代很多，有记载的主要是江淮地区。 “石渚”是明确的长沙窑烧瓷产地，唐代李群玉曾作《石渚》诗，此碗中也有“石渚”之名。千年石渚沧桑变迁，但古名依旧，今长沙市望城区还有铜官街道石渚湖村，“有明樊家记”明确此碗是烧造作坊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