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大卫·格芬馆，预计2023竣工，洛杉矶. 效果渲染图.

董事会基本上是自我委任和自我存续的，背后还有非营利法撑腰。即便取得了一些进展，在道德上高度警觉的年轻员工与董事会这个庞然大物之间的斗争中，两边力量相差仍然十分悬殊。然而，至少去想象和倡导一种更开明、更平等的状态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基特尼克“为教育者赋权”的呼吁有着尤其丰富的内涵，正如贺拉斯（Horace）的古老箴言所示，艺术的任务是寓教于乐，而再没有什么比一座大美术馆的馆藏更适合这项任务的完成。但是，结构性的障碍使得这一潜能难以得到释放。

为了将上述反思落实到更个人的层面，前段时间我用大都市博物馆的十九世纪法国绘画收藏做了一次尝试，将其作为学习的场所，对我自己和我的学生提出了以下问题：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研讨班内部，更不用说PowerPoint的图片，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相反，如果我们七个人直接约在某件绘画作品前见面，从那里开始教学又会如何？不跟访客服务中心做正式的预约可能有点儿违反常规，但放弃这种准入许可的结构让我们与作品的相遇获得了一种无形的新鲜感。我们得以近距离慢慢端详，这时候一片丰饶而细微的信息海洋开始浮现于眼前，稍微再远几英尺都不可能看见。当人类才智的确凿痕迹带着来自过去的丰富资讯填满你的视野，名气、声望这些外部标准都消失了——这时候，就连最精确的复制品也是一种侮辱。相比之下，看到（疫情前）一群参观者在导览人员的带领下，远远地在作品四周围坐成一圈，那个距离让作品本身看上去就像复制品一样，如此场景足以让人心里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