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怀素   苦笋帖   25.1×12cm  上海博物馆藏

书家为了现实功利性质的目的而进行创作，往往会考虑诸多现实问题，这里面就会涉及到“隐含的读者”，比如：古代官僚书家给皇帝或者上司写奏章，需要选择隆重正式的书体以及用端庄典雅的书风来表现；写给自己的下级、亲属或者朋友，选择相对自由轻松、明快的书风和书体；现代书家为了参加某一大型书法比赛或是举办展览，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地进行创作，他们的“隐含的读者”包括专家、评委、大众等群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书家都存在带有功利性质和无功利性质的创作动机。

对书家来说，带有功利性质的书法创作都有特定场合和“隐含作者”的制约，外在的制约必然影响甚至决定书家内在的创作预期，人书交融共生关系不再是创作的支点，而逐渐走向人与书的分裂，这种现象是书法自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功利性质的书法创作是书家把自己或者少数知己、亲友当作隐含的读者来看待的，因此这种创作心态是最放松，也是在书写中最不需要修饰和遮蔽自己的时刻，书写即是创作，这一过程这正是人与书融合的最佳时机，自己最真实的个性和最浓郁的情感一览无余，可以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历史中的杰作无不是在这种创作心态下配合其他条件完成的。孙过庭《书谱》中提到的最佳创作条件“五合”，其中有三项都与此相关：“神怡务闲”、“感惠徇知”、“偶然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