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沃尔特·W·温南获得过射击和雕塑的金牌

几乎没有人能与温南跨学科的壮举相提并论，稍有企及的只有匈牙利人阿尔弗雷德·哈约斯（Alfréd Hajós），他在1896年赢得了两枚游泳金牌，并在1924年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建筑比赛，但仅获得银牌。

1912年艺术奥运会的文学金牌足以让布加迪等人感到安慰。11年前，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将首个文学奖授予默默无闻的法国诗人萨利·普鲁多姆（Sully Prudhomme），而不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是为了向1912年奥运会主办国瑞典致敬，顾拜旦同样拒绝了在欧洲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达南奇奥（Gabriele D’annunzio）的作品，而将金牌授予了《体育颂歌》（Ode to Sport）的作者乔治斯·霍罗德（Georges Hohrod）和埃施巴赫（M。 Eschbach）。后来，霍罗德和埃施巴赫被发现是顾拜旦的笔名。

尽管开局不顺利，但艺术比赛成为后来六届奥运会的特色，其范围还扩大到图形、头饰、浮雕等，吸引了更多参赛作品（1928年的最高纪录是1100件），并获得了公众的关注，1932年，近40万人参观了在洛杉矶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举行的长达一个月的参赛作品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像让-弗朗索瓦·拉斐利、伦勃朗·布加迪一样后来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成为了艺术奥运的失败者。例如，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著名的英国马术艺术家阿尔弗雷德·芒宁斯（Alfred Munnings）几幅参赛作品均未能打动评委；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以德国重量级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为模特的作品也被认为不足以登上领奖台。

评委对艺术作品的判断有时出现偏差的，有时却合情合理。比如垃圾箱画派 （Ashcan School）艺术家乔治·贝洛斯 （George Bellows） 的《夏基的雄鹿》（A Stag at Sharkey‘s），如今其被公认为体育艺术的伟大杰作之一，但贝洛斯对纽约搏击俱乐部一场业余比赛的残酷描绘，似乎与顾拜旦所信奉的奥林匹克理想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