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已然面面俱到了。但，真的要实现“藏富于民”，法律还得大胆突破之前的旧框框，跨出一步。事实上，此事能引发全国的热议，其背后还是公众对产权保护的某种焦虑，这个大问题不能回避。

　　首先，说牧民对狗头金实现了“无主物的先占取得”，这个说法不是没问题的。因为“先占取得”不是中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只是民法学说。“先占取得”也一般只适用于一些价值并不大的动产案件中，能否适用到狗头金这种价值连城的物上，在法律界还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

　　事实上，当初《物权法》立法时，“无主物的先占取得”“善意取得”都遭到了一些上纲上线的批评，结合当时国企改革中比较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人祭出了“一大二公”的大杀器，进而否定《物权法草案》对公民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进步意义。最终，“善意取得”涉险过关；而“先占取得”没能进入《物权法》。

　　就目前来说，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相当繁荣，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涉及公有制——私有制关系、土地所有权、矿藏等自然资源归属等问题时，会或多或少受到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大二公”旧思想的羁绊，相关立法也有一定的滞后。

　　以现行的《矿产资源法》来说，还是1996年修订的，计划经济意味浓厚。该法明确“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只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这明显是歧视民营资本，形成对民资进入的“玻璃天花板”，而这正是之前国务院“新旧36条”等文件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投资的矿山企业，容易遭遇“国进民退”的政治风险，进而导致民营矿企的经营短期化，不得不依附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