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录说，雍正、乾隆这两个皇帝喜欢瓷器，不仅在宫廷用，也会赏赐大臣、亲王或者给外国送礼。“当时宫廷有专门做艺术品的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 优秀工匠和最有品位的大臣，工匠水平和工艺水平都是最精的，所以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都比较好。”任志录说，根据宫廷造办处的档案，陶瓷的每一个细节，皇 帝都要亲自去看，指点陶瓷胚体要胖一点或瘦一点，模具也要给皇帝验收，皇帝说可以了，才拿到在景德镇设立的官窑去制作；图案方面，也是宫廷的画家画好以 后，经皇帝同意，才让工匠照样子去做；材料方面，当时也是不惜一切去寻找最好的材料，甚至进口材料来制作。

如果将雍正、乾隆两朝的瓷器相比，任志录说，雍正时期的更出名，因为雍正在位时间短、烧的东西比较少，而且他要求很高，那时制作出来的陶瓷很精细，摸起来很细腻。

除了这些瓷器拍得千万元，不少瓷器也轻松到达百万级别，如清乾隆粉青釉海棠式瓶以968万港元成交。有人认为，这些瓷器有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 往往拍出高价，他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阎焰说，是有很多人说明清瓷器的造型、纹样比较僵化，比之元代以前的那些更生活化、更具个性的制品，艺术价值不高。 但他个人以为这类观点略有偏颇，“明清器物的工艺感较高，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它们的艺术价值，一切古代器物都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审美和价值取向，不能绝 对化的进行比较。”阎焰举例，就像四五十年前的“文革”瓷，在上世纪世纪80年代，大家感觉那些东西难看，政治气息重，没有美感，但今天大家逐步发现了特 定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美，“文革”瓷的美逐步也被社会接受。

皇帝宝玺少中又少

在皇帝专场中，皇帝宝玺的上拍也是藏家的关注点，本次清雍正帝御宝白玉九螭钮方玺以1.0492亿港元成交。记者查阅近年的拍卖纪录发现，皇帝 宝玺在拍场上频频现身，而且往往一出现就成为焦点，并随之创下高价。如2010年6月26日，台湾宇珍国际艺术举行的拍卖会上，乾隆青玉螭龙玉玺“信天主 人”以约1.2亿元人民币成交；2010年10月7日，乾隆“信天主人”交龙钮白玉玺在香港苏富比以超1.2亿港元成交，刷新御制玉玺世界纪录和白玉世界 纪录；2010年4月8日，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在香港苏富比创下9586万元港元的新世界纪录。对于这种现象，阎焰说，皇帝宝玺，不但是 君王身份信物，也是特别的艺术品，特别是有准确记载的皇帝玺印，近年来，拍卖价格确实很高，这是市场的反应，同时也是对这类特别题材文物收藏品的商业衡量。

玉玺是国印，是少中又少的东西，在古代，谁拿到国印就可以掌握国家的命运，既是权力的象征，也包含吉祥的寓意。任志录说，“元代以前的玉玺都没有了，只有清朝的能保存下来，加上其流落入社会的数量非常少，能够上拍的自然会引起很多关注。”

收藏没有牛熊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社会中，皇帝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着无所不能的权力。在这些皇帝们逝去的几千年、几百年后，他们的御用物被摆上拍 场，成为众多买家追逐的对象，曾经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如今可以用金钱直接衡量。由于清朝与现代最接近，保存下来的御笔书画、龙袍、御制朝珠、玉玺等也 最多，所以，清朝皇帝专场在拍场上频现。

谈及现代人对清朝皇帝之物的追捧，任志录说，本次香港苏富比皇帝专场的拍品，体现了早期满洲贵族的审美和追求。“满洲贵族从东北过来，他们到了中原，这个具有传统中国文化的地方后，开始追求华丽、繁复的艺术，这种审美在整个宫廷陶瓷和绘画中都有体现。”

任志录说，从清朝灭亡以后，近几十年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现代中国人的追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追求白富美。在任志录看来，现代人追求白富美的时尚与清朝人追求华丽和繁复艺术相符，因此，当拍卖场上出现清宫廷拍品时，现代人会较为关注。

相对于人们对皇帝御用物的热衷，阎焰纵观此次春拍，给出了建议，“2015年春拍，基本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旧例，但因为市场经济环境不算太好，还 是有一定的市场冲击。”他同时指出，经济环境越不好，越是买货建仓的好时机，如果喜好收藏的朋友能把握好大市，同时有选择地撷取最有价值和体系规划的收藏 品，那一定可以花小钱办大事，来完成自己的收藏规划，建立自己的收藏世界，“收藏没有牛熊市，收藏有的就是喜悦和关注。有旺就有淡，但一定要提前做好内 功，提升自己的艺术品位，完成自己的收藏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