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由北大培文主办的镜像：绘画中的细节，艺术史学家与艺术家的对话活动在北京大学举办。活动邀请了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和艺术家徐累进行对谈，围绕北大培文出版社9月份再版的法国艺术史学家阿拉斯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进行讨论。究竟该如何欣赏一幅画？在看画的时候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画中的细节意味着什么？镜像在东西方艺术史上有何种地位？围绕上述问题，两位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委拉斯凯兹《宫娥》

对于主观细节的重视是20世纪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

董强从阿拉斯的书讲起。董强认为阿拉斯在艺术史上的最大成就是提出了“细节”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细节，并非客观上的细节，而是主观的细节，是作为心理、生理和文化各异的个体去看画的时候注意到的细节。一般而言，艺术史的学院派训练会将绘画概念化，例如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风格，古典派的风格，浪漫主义，又或者是印象派的风格，但是阿拉斯认为，这种把一幅画按照流派去归类的方法，属于远观。即在现在拿着望远镜去远距离的看历史。而一旦近距离的、细节地去看每一幅画，就会形成一个观者心中的艺术史，跟学院派的艺术史不同。

董强认为这种细节式的观看，是20世纪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在人文学科领域，20世纪不再相信纯粹客观的科学性，转而强调个人的东西，意识和无意识等等，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比如文学里的意识流——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董强觉得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文学跟巴尔扎克的文学不一样，后者是从上往下看，站在遥远的地方看社会，像望远镜。而前者是钻进人的心里看，像显微镜，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种20世纪伊始的往内部的转向，是理解阿拉斯这本书的基础。阿拉斯认为一个人作为观赏者，不再是纯粹接受一些学院派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的、心理的、生理的人。当被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时，我们该如何观看？我们会发现何种细节？

在《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一书中，阿拉斯用了一章来写委拉斯凯兹的《宫娥》，这幅因为福柯的《词与物》开篇序言而颇受关注的画。 阿拉斯认为福柯式的解读——认为画中画家身后的镜像是主体的表现，每一个观看者都可以像镜中的国王和王后一样，在镜子中看到自己，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古典体系。董强补充道，这类似于笛卡尔主张的我思故我在。但在书中阿拉斯认为这个解读带有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因为这幅画是西班牙国王让委拉斯凯兹为皇室而作，因此在当时这幅画是放在国王家中的，一个普通的平民并没有机会欣赏到这幅画。只有到了20世纪，福柯生活的时代，这幅画从皇室移到了博物馆中，普通人才有机会站在画前观看和欣赏，对其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