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砯《五角大楼》作品细节，格拉斯顿画廊纽约，2007。摄影：David Regen 图片：致谢格拉斯顿画廊纽约和布鲁塞尔

他们很快就从杜尚的那套玩法中获取灵感，早期的作品中就包括使用现成物件，以及刻意避开传统画廊空间而将作品放置在户外进行展示。杜尚对艺术史教义的排斥和参与体制批判对这些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在形成个人意识的过程中格外有感染力。厦门达达的艺术家也在达达主义的核心中找到与禅宗思想的相似之处，比如完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以及人应该与物质相分离。

“他们对杜尚的理解十分迫切，因为这样的思考能帮助他们在一个更广的范畴中看当代艺术家的存在，”郑道炼解释到。“他们极需信息和机会去了解他们当下创作艺术的欲望如何与所处的整体环境相关联。”

厦门达达对杜尚的兴趣同时延伸到他的作品如何影响之后的西方艺术运动，特别是激浪派（Fluxus）。在正处于开放时期的中国，厦门达达试图通过与东方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西方理念去解构教条和体制制度。例如许多激浪派偶发表演的乐谱都受到作曲家约翰·凯奇对禅宗佛教浓厚兴趣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博物馆、学校抑或是对艺术本身的传统观念，厦门达达的成员相信他们的作品能推翻先前的叙事传统从而建立新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