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问过陈坚，当初他这冒险的“猎奇”，是否还和少年记忆中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有关。陈坚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电影带给那个时代的少年的神秘和美，在陈坚心中说不定还有一个位置。如今的塔吉克人在怎样生活？今天的古兰丹姆们，阿米尔们，艺术当如何与他们相见？

有意味的是，越是对塔吉克民族理解得深切，陈坚在表现他们时用的减法越多。他不再热衷色彩绚丽的风景对画面的装饰或说补充，更无意揣摸市场所好。他的人物常处于竖构图的近乎无色的背景之下，画家以自信、娴熟、简洁、“无痕”的线，用随机应变的水和彩表现着这群性情迥异的塔吉克乡亲，他们鲜明，善良，自尊，有趣，无需多余陪衬，我们就能强烈而细致地嗅到阳光、麦子、烟草、鹰翅骨（制作鹰笛的材料）、风、米酒、镰刀、手鼓、冰雪的气味，以及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那沐浴着夺目阳光的难忘容颜。

画家陈坚的名字如今已经顽固地和塔吉克民族联系在一起了。但我初识塔吉克民族，并不是从陈坚那里，而是通过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影片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帕米尔高原，守卫边疆的解放军和当地塔吉克民众的一场反敌特斗争。斗争惊险严酷，故事的展开却是通过真假古兰丹姆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伴着那些美得叫人不忍离去的塔吉克民歌。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年代，这称得上是个电影奇迹。这个奇迹抚慰着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唤起人们对爱、忠贞、信仰、战友情义的渴望和守护。我观电影时还是个情窦未开的少年，印象深刻的并非爱情，而是冒名顶替的女特务总让观众情绪处于紧张和危急，直到敌特揪出，惊悚和悬疑完美落幕。还有影片的主题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由雷振邦先生改编的塔吉克民歌在当时传遍中国，妇孺皆能哼唱。今天当我们听见它时，仍然会被它的深沉热烈、惆怅纯真和一点莫名的凄凉所打动。

成年以后再见塔吉克面孔，是从画家们的绘画作品中：沉静端庄的塔吉克新娘、满面皱纹的塔吉克奶奶……我常想，很多画家喜欢把塔吉克人作为描绘对象，是因为他们那刀刻一般的鲜明轮廓、他们那大红大绿大黑大白的服装颜色极易“入画”吧，还有他们所处地理位置的神秘和辽远。这个世代生活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始终保留着本民族文化的原生部族，价值理念深深扎根在古老的传统之中。他们淳朴，热情，自尊，把诚信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看得和生命同样重要。他们面对恶劣的自然气候所释放出的沉着安稳、怡然自得，更是让很多艺术家着迷。比如陈坚，这个生长于山东青岛的水彩大家，近20年间就不断去往帕米尔之东的塔什库尔干，长期在高原跋涉，用水彩这种经常被边缘化的绘画材料去表现他眼中的塔吉克人。

有些艺术家是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土壤里发掘宝藏并受用终生，比如塞尙和怀斯。前者没完没了地画他故乡的一座圣维克多山，后者一生未曾离开故土，但他的那些产生于闭塞环境里的作品，并没有因之失掉光彩。每提怀斯，一个暮色中梳着亚麻色粗密发辫的乡村女孩子的后脑勺，犹如一团突然放大的温暖记忆，总是长久地留在我心中。有些艺术家则是怀着更大的艺术野心，离开故地，远走“高飞”，在遥远而陌生的他处，寻找和心灵、和手中的材料最相契合的表现对象。青岛人陈坚，即属于这后一种艺术家。这其实是有点冒险的，但陈坚的野心鼓动了他的冒险。

野心的出发点又在哪里呢？我以为在于艺术家对自己不断的不满意。陈坚在涉足帕米尔高原之前已经是成熟的水彩画家，扎实的专业训练和持久、勤奋的艺术实践，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描绘那些了然于胸的风景，比如大海。这可以让他不必再作冒险，却也成了他壮大野心、冒险再出发的资本。他不相信水彩这种自域外传来的材料已无法产生表现当代生活的力量，他不相信这种软而轻薄的颜料同时也把画面的尺寸预先限定。新世纪之初，我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艺术家之家纪念勃留洛夫200年诞辰回顾展上，见过勃氏的一帧纸面小水彩——《聂兹维斯托娜夫人肖像》，那夫人的头也就一枚鸡蛋大。虽然观众记住的是勃留洛夫场面宏大的油画《庞贝的末日》，可是作于100多年前的这幅鸡蛋大的肖像，在人类的水彩肖像画中仍属上乘，同样能够给观众的眼睛带来冲击。那时作为普通观众的我，也曾随大流地相信，水彩只能是精致的小画幅吧，100公分以上的大画面，水彩当如何铺陈？那不就太“水”了吗？陈坚的塔吉克水彩系列，颠覆了我的想当然。

从2001年的《马背上的塔吉克男人》《行走在帕米尔的塔吉克少女》《高原上的塔吉克女人》到2005年的《回娘家》等作品，是陈坚初探帕米尔的激情之作。画幅均在150公分以上，却并不显“水”。充满画面的人和身后的风景有意不讲比例和透视地贴合在一起，颜色饱满不腻，有着叫人眩晕的劈头盖脸的浓郁绚丽。读这些画，你会相信陈坚的野心是有来头的，帕米尔高原已经点燃他的灵感，助他释放出澎湃的创作力，水彩这种老式的材料在陈坚这里焕发出丰富的新表达。画幅的大小也已不是问题，在几帧就水彩而言可能偏大的画面上，陈坚以他的经验和才华“删除”了我曾猜测过的“水”或者空洞。从前看过陈坚一些大海题材的水彩风景，感叹他对画面深邃的控制力。比对眼前的作品，一时间就觉得他下笔帕米尔高原，是把大海竖起来画了，气势壮观，浑厚多变。但若观察画面中那些塔吉克人的面孔，又感到画家些许的犹豫不决，人物的形态姿势亦有戏剧化痕迹。这批新世纪之初的画作，在新颖靓丽、快速实现艺术野心的同时，仍然流露出一定的装饰意味。

就我观察所及，一些艺术家笔下的少数民族常常出现两种情态：悲苦或载歌载舞。陈坚曾坦言：他最初去往帕米尔高原，也有猎奇成分。我没有问过陈坚，当初他这冒险的“猎奇”，是否还和少年记忆中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有关。陈坚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电影带给那个时代的少年的神秘和美，在陈坚心中说不定还有一个位置。如今的塔吉克人在怎样生活？今天的古兰丹姆们，阿米尔们，艺术当如何与他们相见？《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塔吉克人，因为特殊的规定情景，他们毕竟生活在斗争中，而不是生活在生活中。后来，一些名家笔下端庄俊秀的塔吉克女性又似乎生活在云端之上，太过完美，一种超饱和的无可挑剔，让人可望而不可即。陈坚早期的塔吉克作品，显然不能以猎奇来简陋地形容，但也还停留在“风情”层面，停留在对帕米尔高原最初的自发的新鲜感动中。倘若就这样画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好，生活有时需要他处的风景，需要有装饰意味的作品来装饰人们平淡的日子。在这时，少数民族题材往往是容易讨巧的绘画题材。悲苦或载歌载舞或完美无瑕，看上去是艺术家的心灵和个人生活差异颇大的景象发生撞击所溢出的光华，但其中是否也隐含着汉民族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对少数民族先入为主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呢？假设陈坚就此打住，他会是一个舒适的画家，却不曾超越前辈，也未能超越自己。

最近又读到陈坚一批新作，惊讶他并未“就此打住”。十几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塔吉克人的体察和描绘，每年必会数次登上帕米尔高原，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和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失眠困扰。他坚持写生，拒绝对着照片作画，这让他显得老派，也在体力上为他的创作增加了难度，他却乐此不疲。这是打磨技艺的需要，更是以此来吸纳洁净的大自然气息，靠近活泼的人性，寻找生命价值的归属。他和当地的塔吉克人已不是当初那种相互试探的、简单的画与被画的关系。他和他们吃住在一起，他熟悉他们的家庭，老人的健康，年轻人的心事，孩子们害羞的愿望。每次出发前，他都要大包小包地戴上墨镜、药品、防寒服……他知道塔吉克人需要这些。他也会把那些聪慧的塔吉克孩子带来北京小住，有的孩子后来还考入了北京的大学。他的塔吉克房东最终叫他“儿子”，一次我们正在聊天，他接到房东的电话，房东问儿子什么时候回去看他们呢？陈坚以山东汉子的高声大嗓和塔吉克爸爸讲话，时而夹杂着塔吉克语句。显然，所有这些已经和猎奇无关。他的帕米尔之旅，确已不是“体验”生活，而是去那儿生活一段时间。他的画同十年前相比，便有了大的不同。《雪山下的老人》《鹰笛》《劳动的塔吉克女人》《吸烟者》《扎刺后的痛》《瓦塔乡的塔吉克夫妇》《收割》《塔吉克优秀教师》《可爱的》《路遇》《婚礼上的击鼓手》《酒后的男人》《一起成长的哥儿们》《勇敢的塔吉克男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乡归来》……我在这些作品里看到的不复是表面的如画风景，而是生活着的塔吉克人。他们是具体的，有真人气息的。在《劳动的塔吉克女人》中，陈坚刻意拉长了她健壮的、布满晒斑和麦芒划痕的手臂，握着镰刀的大手自然而有力。这是一个在割麦中猛然抬头直腰的妇女的瞬间，在高原的阳光下本能地皱眉和嘴角微微下撇的表情，使她显出咄咄逼人的强悍和忘我。这是让人怦然心动的一个瞬间，真正融入过高原麦田劳动的人，才能捕捉到塔吉克女人这不事雕饰的面貌，这总揽原野的能量和似无穷尽的生命力。曾经读到过一段艺术评论家的文字：“人的脸部是由无数有相互影响作用的变项组成的繁密整体，每个部分的轻微变化都会对另一个部分产生强大的作用。一个出色的画家的才能就是将这种变化控制在一个紧密的关系之内，使观众能够清楚地辨认出这个对象。”陈坚对塔吉克人脸部的生动表现，除了深谙此道，更得力于他常年贴近于这个民族的欢喜与忧愁。《鹰笛》中那两位吹奏鹰笛的男人的脸，则让观众体味到塔吉克人乐天的幽默。一位思虑高远，一位俏皮谐谑，他们那被放大了的双手灵动松弛，那是两个欢乐中的男人富有韵律感的手，陈坚通过对手的微妙塑造传递出人物的心的悸动。《塔吉克优秀教师》是一个身穿普通深色外套的侧着脸的中年男人，套头绒衣里边露出的一小圈圆领衬衫透露出陈坚有意的强调，那是一小圈比雪白更白的衣领，这就有别于他的乡亲，凸显了他的教养和为人师表的仪容。而《他乡归来》《酒后的男人》呈现给观众难以言表的传神的滋味，无不显示出画家捕捉内心情绪的敏锐。

见过一张陈坚和一位塔吉克妇女跪坐在麦茬地的照片，妇女的手被镰刀割破，陈坚皱眉觑眼，在为她的手指缠创可贴。妇女一手捂嘴，表情是信任里夹杂着懊恼——为自己的不小心。那是一个没有表演色彩的瞬间，更像是路人偶过时的抓拍。仅凭一张照片来判断艺术家生活的深度，可能近于草率，但这样的照片和陈坚近百幅新作一同呈现，让我初次窥见了塔吉克人凡俗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谨言和善意，他们在粗粝的自然气候和简朴的生活中秉持的傲岸与端庄，沉着与幽默，诚实和羞涩，以及他们同一个原本陌生的汉族艺术家之间珍贵的息息相通的友情。我也看见了一个艺术家在野心迸发之后愈发踏实下来的虔敬，这是对一个民族的虔敬，对朴素而高贵的人性的虔敬，对艺术本质的虔敬。没有这样的虔敬，没有在帕米尔沉潜下来的感同身受，艺术野心或许只会沦为一厢情愿的狂想。

有意味的是，越是对塔吉克民族理解得深切，陈坚在表现他们时用的减法越多。他不再热衷色彩绚丽的风景对画面的装饰或说补充，更无意揣摸市场所好。他的人物常处于竖构图的近乎无色的背景之下，画家以自信、娴熟、简洁、“无痕”的线，用随机应变的水和彩表现着这群性情迥异的塔吉克乡亲，他们鲜明，善良，自尊，有趣，无需多余陪衬，我们却能强烈而细致地嗅到阳光、麦子、烟草、鹰翅骨（制作鹰笛的材料）、风、米酒、镰刀、手鼓、冰雪的气味，以及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那沐浴着夺目阳光的难忘容颜。这是日臻精谨的技法，而非临阵磨枪的应对；这里有技艺上的刻苦砥砺和精神上的长久滋养，更有对自己的内心考问和洞察之后，对表现对象深切体恤之后升华了的艺术理想，这是洗净闹市的、心中的尘埃之后的蓬勃气象。

堆砌能够产生力量，简洁也可以产生力量。陈坚的水彩，他的野心、他的理想、他所选择的材料和他的表现对象，恰切有机地实现了美妙的融合，洋溢出这一画种少见的扣人心弦的力量。在茫茫艺海中，他是幸运的。这幸运还在于，他在这样的艺术探索中，在抵抗人类精神失衡的努力中，警醒地找到了内心的朝圣之路。他一路弯腰捡拾的珍宝，也许正被一些人弃之不顾。

艺术本身可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但叫醒灵魂，洗涤尘埃，应该是艺术最重要的不会过时的功用之一，无论在遥远的从前，还是在近切的当代。

2015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