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的知识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由于中国的知识界乃至宫廷官员、甚至是皇帝都对西方的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以及农田、水利、机冶制造等方面的新知识充满极大的兴趣，这极大地鼓舞了来华的传教士们，他们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与技术的同时，也有许多传教士通过信和著作将东方中国的见闻介绍给欧洲社会。如1589年，巴黎出版了由西班牙奧古斯丁会修士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这部著作中包括有关中华帝国的行政组织、中国人衣着习俗和宗教的大量鲜未人知的资料，当时激起了极大的反响”。2 这个时期可视为西方世界与东方中国的握手和对话。

几乎大部分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都是通过澳门或者广东等沿海地区首先学习中文，掌握了一定的中文语言交流能力后，再进入中国内陆地区，传播他们携来的西方技术与宗教文化，这其中就包括在晚明清初有较大影响的西方铜版画传至中国的宫廷与民间。

我们常常会看到艺术史被描述为一系列不同风格变换更迭的发展史。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深入理解艺术样式的变换或解读这个现象的发生过程，就必须了解到她背后发生的真实原因。明清之际西洋油画、版画传入中国，是西方绘画、版画对中国绘画和木版画产生影响的重要时期。最早带来这种交流的使者是从明中叶开始来华的传教士，西画始来中国在明万历年间。面对这些中西艺术的交流现象，我们应该从发生学等更多层面的研究角度来分析其产生及流传的深刻原因。从大量的史料来观测，欧洲绘画作品最初舶来中国，并不是欧洲艺术家们希望在中西进行艺术交流活动，单纯地想把欧洲的绘画艺术介绍给中国人，而是首先作为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工具来华的，包括作为图解各种西方的学说和技术书籍的版画插图。恰恰是因为这个工具的特殊效能却从客观上起到了西画东来的作用，使中国人目睹到西方绘画。西方传教士特别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宗教信仰和传教方便，他们来华时多携带一定数量的宗教油画圣象或宗教书籍，内有大量版画插图，这在不经意中使西方的绘画态度与表现方法让中国人得以见识。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的雕刻版画传入中国大约在十六世纪。如“西班牙人方济各会会士阿尔法罗（Pierre Alfaro）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来到广东肇庆，在他的行李中就有手绘圣像”。“及至（1579年）八月二十一日，他们（阿尔法罗）又到肇庆过堂。（两广）总督检点他们携带的物品时极其高兴。其中…还有几张笔致精妙，五光灿烂的手绘圣像”。

通过海路从欧洲前往远东，许多耶酥会士都在前往中国的长途跋涉中一命呜呼。然而，传教士们义无反顾的地接受了这种长途航海带来的各方面威胁，这些西方的宗教绘本也伴随着传教士的漫长航旅舶来中国。西方版画传入中国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Malteo Ricci (1552-1610A.D.)1582年到达中国，“（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间有图画人物室宇。”（〈明〉顾起元著《客座聱语》）。这些书册中间有图画人物室宇就是用版画制作的插图。正值1589年《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发行并被热销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这年9月7日抵达北京城。他深知，在中国要传播西方的理念与学说，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认同才行。利玛窦被西方世界赞誉为“既有杰出本领和高深学问，又以崇高道德加以充实的人物”。利玛窦少年时代在耶稣会士学院中潜心钻研人文科学和修辞学。他在16岁时被派往罗马，在那里又用了三年时间研究法学。利玛窦由罗马教廷派前往东方传布福音，并于1582年8月抵达澳门。他是两赴北京，费尽千辛万苦，才终于获得被皇帝召见的机会。利玛窦真正见到万历皇帝是1601年1月24日-25日，经人引见进入中国皇宫朝拜皇帝。他携带的油画圣像和书籍里一些铜版画。到北京面见万历皇帝时，这些也成为他朝见晋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中国宫廷里第一次看到了西方的铜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