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霍尔是第一位使公开宣传成为其艺术生涯固有特征的美国艺术家。公开宣传对四五十年代的艺术家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公开宣传可能会像晴天霹雳一样从市侩的天空中闪现，就像《生活》杂志让杰克逊·波洛克一举成名天下知时那样。但是，这种事情太罕见了，不仅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它怪异到畸形变态的地步。按今日的标准，那时的艺术界对大众传媒及其能力的看法天真得好像处女似的。反过来说，电视和报界对还可以称之为先锋的艺术家是漠不关心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装修方案、婚姻和意见，更不用说低到让人产生不了兴趣的价格标准，等等，没人想要大量发表有关这方面的东西。所谓公开宣传，就是在《纽约时报》发表一则只有一两段文字的通知，最后跟着在《艺术新闻》写一篇文章，可能只有5000人看这篇文章。别的一切都会被视为作品的外在之物——令人生疑的东西，说好听点是次偶然，说难听点根本就是免费转移视线的东西。你可能去拉拢评论家，但不会去拉拢时装记者、电视制作人，也不会去拉拢《时尚》（Vogue）杂志的编辑。在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艺术家眼中，穿上一套为自己捞取公共关系的服装，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瞧不起萨尔瓦多·达利。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艺术界褪去了理想主义的偏见，放弃了甘当局外人的感觉，开始进入美国艺术产业时，这一切都开始变化。

沃霍尔成了一个典型，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成了促进这一变化的工具。

要想进入这种湍流，只需要出生就行——正如沃霍尔那句俏皮话说的那样：“将来，人人都可以著名15分钟。”但是，想永远待在这个湍流中，想被推销文化喷射出的闪闪发光之物淋个浑身透湿，你还需要其他素质。其一就是扮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态。花花公子是不能直盯着相机镜头的。其二是要有一种强烈的微妙感，眼睛要盯在时尚的潮流和漩涡上，它可以调节其他的感官和胃口，只有这样，才能使保持超然物外的态度显出自己的道理来。

沃霍尔费尽心血，又冷到极处，他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艺术家，那种为一个特殊的愿景所支配并急于将之强加给世界的人。杰克逊·波洛克曾宣称，他要成为大自然。沃霍尔与他适成对照，要成为的是文化——而且只成为文化：“我要成为一台机器。”许多抽象表现主义之后成名的美国艺术家，如贾斯珀·约翰斯和罗伯特·劳森伯格，为了生存都做了商业艺术。当然，除了沃霍尔之外的其他波普艺术家，也都从美国的大型广告传媒形象库中自由随意地汲取材料。但沃霍尔是唯一一个把这类推销文化具体化的人。他作为一个商业艺术家，享有惊人的成功。他什么都做，从鞋子广告到食谱插图，后者是用从本·沙恩（Ben Shahn）那里派生来的一种颇有生气的污渍线条来描绘的。他还不是“贵族”，但试图成为“贵族”，他太了解这个难以对付的小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时尚、飞短流长、操纵形象和新潮自恋的机器弹出了它轻快的拨弦曲。他知道如何包装，而且还能授人以术。

正如哈罗德·罗森伯格所说：“沃霍尔在通过演示证明艺术是艺术市场的一种产品，可与其他专业市场的产品相比拟时，就已经把严肃艺术家和多数人文化之间几百年之久的紧张状态给消解了。”沃霍尔画什么内容已经几乎没有关系了。对他的客户来说，只有签名才完全可见。工厂在运作，产品的流动没有中断，市场支配着市场逻辑。客户要的就是一个沃霍尔的签名，一个盖上他图章，能够识别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说任何偏离正轨的明显标记，如与世界发生虚构的关系而可能产生的结果，事实上都会显得怪里怪气、令人不快。沃霍尔的至高卖点就是以重复来舒缓客户，同时维持虚构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感觉。风格本来被认为是真实的经验残余，但现在却成了商业艺术的把兄弟，成了风格化。

沃霍尔在这一点上从不自欺欺人：“把同一种东西一遍遍地画下去，真是无聊得要死。”他在60年代后期抱怨说。因此，他必须在套餐里引入一些小的变异，把上一次的产品弄得有点过时（并限制它的繁殖，这样才能保证它比较罕见），因为如果沃霍尔的所有产品都一模一样，新产品就没有市场了。这就是他对创新的恶搞，这在市场主宰的艺术世界里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正常了。其工业化的性质需要同样工业化的制作法：做法是用照片，一般都是拍立得照片，来制作银幕，通过降为单色的方式放血一样地放掉形象中的大量信息，然后印在模糊的装饰色彩背景上，再用宽宽的蘸满颜料的画刷子在上面刷过，使画面给人一种富有神韵的印象。形象和背景之间哪怕有一点形式上的关系，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

首发于1982年《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