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安晚册》，现为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日本二玄社所出之《书画船》有载。这组册页引首有“安晚”两大字，为此册页命名，是八大山人晚年精心完成之作。“安晚”有以艺术抚慰晚年心灵之意。其旁以小字行书：“少文凡所游履，图之于室，此志也。甲戌夏至退翁先生属书。”款署八大山人，并钤有“黄竹园”和“八大山人”二白文印。引首的题跋说明此册名为“安晚”之由，所谓“少文凡所游履，图之于室，此志也”，指南朝宋山水画家宗炳之事，宗炳好游览名山大川，晚年因病足还江陵，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安晚册》作于八大山人晚年，晚年的八大山人也病足病身，难以游历，故以此为“卧游”之具。安晚者，安顿晚年向往山林之志也。

此册第二十二页有跋语，其云：“诗到苍茫自异人。从变迁荒唐，载笔云间，拖色拈题，闲里偷忙。夏日同王觉士、吴退斋、黄燕思诸君载酒竹西。诸君云：不可无诗，不可无图。”吴退斋，在石涛作品中仅此一见，不详其人，非石涛书札中的“退翁”。

甲戌夏五月六日以至既望，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幅笥中，翊日示之，被人窃去荷花一幅，笥中之物，何处去也。比之晋人问旨于乐广水镜，广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若至，那得去也。”书附高明一笑。八大山人。

其下钤“在芙山房”“八大山人”二白文印。《安晚册》所赠对象为退翁，八大山人除了在引首、跋尾中有所交代之外，又在第二十幅山水中署云：“蓬莱水清浅，为退翁先生写。壬午一阳之日涉事。”

《安晚册》所作时间，引首云作于甲戌(1694)夏至，尾跋云此十六幅作于甲戌年五月六日一直到既望，近十天完成。这似乎显示出《安晚册》作于1694年的夏天。而第十幅《崖下双鹑》款识“甲戌重阳，八大山人画并题”，虽作于同年，但不在夏天，而到了深秋。第二十幅山水款识“为退翁先生写。壬午一阳之日涉事”，康熙壬午为1702年，时间前后相差了七年。

《安晚册》的册页数量，八大山人在尾跋中说有十六幅，被人拿走了一幅荷花，剩十五幅，然现存《安晚册》为二十幅(除卷首与跋尾)，应是增加了五幅。我们看到在现存此册页中，第十五幅即为荷花，被窃的荷花图又补上了。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尾跋之后，八大山人又另有短跋，显为后加：

装以此二十二幅与之。六月廿日，八大山人书。

所言之数量正与今存相合。故可知，此册页并不是后人集不同时期的八大作品而装裱成册，八大山人赠与退翁先生时，就是完整的《安晚册》(二十二幅)。八大山人的引首识语和尾跋中的第一跋都作于1694年的夏天。而从其中杂入1694年重阳所作之《崖下双鹑》和作于1702年的山水作品看，八大山人在尾纸中所加的另外一跋，当作于1702年或之后。也就是说，退翁先生向其求画，1694年所作的作品，到了1702年左右方践约赠与。

《安晚册》不可能是赠1672年就圆寂的佛教大师灵岩继起的。即使八大山人的故国之心与继起是多么的相合，也不可能在题款中对一位故去二十多年的前贤说“书附高明一笑”；而在此册的引首中，八大山人明确交代“退翁先生属书”—遵退翁先生所嘱而作此册页，一位故去的先人又怎么能“属书”呢？如果是在作画抚慰己心，并将自己的崇敬“献给死后过了二十年的灵岩继起”，那么深通文理的八大山人怎么可能在尾跋中说“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幅”？新藤武弘先生采清人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的观点，并申说其意，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但却为八大山人研究界不少论著所采录。根据《安晚册》的具体情况，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我以为，八大山人所赠这位退翁先生最大的可能就是客居扬州的徽商程道光。其一，八大山人和这位退翁先生应未谋面，但他知道向他求画之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所以他能倾巨大心力，成就此“生平第一杰作”。何以说八大山人与退翁先生未曾谋面？从八大的跋语中可以推知。八大言：“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幅......书附高明一笑。”称赠画对象为“高明”，如此客气之语，似为未谋面之友人。八大山人如此郑重作此册页，“不以草草之作付......如应西江盐贾”；被人窃去，又予补齐，似乎是定制之作。可能求画者付有润格，并可能赠有纸张等。

八大曾为居扬州的多位徽商作过画，除了程葛人之外，尚有江世栋、张潮、黄砚旅等，这与八大身边的方鹿村、黄鸣六、汪秋浦等徽州朋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