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左）与夫人潘素（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 供图）

像张伯驹这种大收藏家的捐赠在当时并非孤例。比如五六十年代在上海，暂得楼的银行家胡惠春捐出268件明清官窑，奠定了上海博物馆瓷器收藏的基础，苏州潘氏后人潘达于捐出“海内三宝”中的两宝，青铜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过云楼的顾氏家族捐出了宋元以后成体系的文人画作品300多件作品。

学者尹吉男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过去对建国初期这一批捐赠人重视程度欠缺，当时大的气氛不太突出个人，而且认为文物都是国家的，只是暂时保存在这些人手里。”但也正是这一批收藏家的化私为公，让我们能在自己的博物馆里看到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2017年宋画《千里江山图》在“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上展出，排队盛况成为新闻，而在那个展览上，同时展出的就有张伯驹捐与故宫的《游春图》。在公众对博物馆热情高涨的今天，我们为国宝欢呼，也要纪念那些献出国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