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前后，藤田都把绘画视为人生核心对待。为了自省他甚至在左腕纹上腕表样式的刺青，为了谋求发展，避免被西方画坛边缘化，藤田游走在各个派对之间，夜夜笙歌，大家称他为“FouFou”，法语指“善于迎合他人”。但当别人回去大睡时，他必起来专心作画了。

他说：“首先必须得让人们记住我的名字，否则作为亚洲人，我的画根本卖不出去吧。”

日本抛弃了我

在巴黎声名鹊起之时，日本美术界却对藤田嗣治报以冷遇。1922 年，他将在巴黎秋季沙龙上大获好评的《我的房间》托人带回日本参加第四届“帝国美术院展”，结果引来报刊上一片恶评，“藤田嗣治的艺术只不过是利用了稀罕的异国趣味而已”等等。这种强烈反差滋生了藤田对日本不信任的念头。

1928年，藤田的个人处境受到严重的税收调整的严重影响，这促使他回到日本，希望恢复他的财政健康。不久后他再次回到巴黎，但在他混乱无度的个人生活和他想要旅行的意愿之间摇摆，藤田嗣治开启了他的拉丁美洲之旅。在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他都通过展览获得收入来维持生计。

1933年藤田嗣治返回东京，由于家庭的军队背景，在1937年后被裹挟到二战的旋涡当中，成为日本“笔部队”军事画家。此后如《阿图岛玉碎》、《新加坡的最后日子》、《塞班岛同胞尽忠》等一系列描绘战争的巨幅作品使他饱受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