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鎏金铜佛坐像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但其早年即流失海外，背景信息语焉不详，甚至被怀疑是清末民初的伪作。

所谓金铜佛像，是指以铜为主要材料制成的佛像。早期以青铜为主，元代之后则常见黄铜、红铜等材质，部分造像还会在铜胎表面鎏金。与石刻、泥塑相比，金铜佛像存世量少，且体量普遍很小，这主要是因为铜像能够被熔融为金属再利用，因此在历次官方毁佛及战乱中常被重点关注，许多金铜佛像可能因此而完全灭失。以往被视为最早的几件金铜佛像均被认为是十六国时期的，但这批造像有相当比例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有早年被盗而流散于市场者，亦有文博机构从民间征集，或群众意外寻获后主动上交的，其背景信息大多含混不清，甚至有赝品混迹其中，给研究造成了很大障碍。而因为是经科学发掘出土，M3015两件金铜佛像的“身份”就更显珍贵，它们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是其他非考古出土的金铜造像难以比拟的。有了考古资料的支撑，它们的年代信息及研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那些有明确纪年文字、但“出身成谜”的造像。

佛法何方来

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在汉使蔡愔、秦景的陪同下，携带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由中亚的贵霜帝国来到洛阳，汉明帝于次年为他们在洛阳西雍门外兴建白马寺一事一直被视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性事件。但标志性并不等于最早，从种种迹象来看，佛教在永平十年之前就已经传入汉地。而在我国新疆，由于地近信奉佛法的贵霜帝国，西域应当在比汉地更早的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即接触到了佛教。

汉朝对西域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构成了佛教沿丝路传入中原的基础。《后汉书》中记载了汉明帝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示谕楚王英的诏书内容，其中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的内容。文中的“浮屠”指佛塔，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也被称为浮屠教；“伊蒲塞”“桑门”即在家信的居士与出家的僧侣，后世常译作“优婆塞”“沙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裴松之注中还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但史家对这则史料多持保留态度。

明帝诏书中不仅指明楚王英信奉佛教，还揭示出楚王在崇佛的同时也信奉早期道教（“黄老”）。同样在《后汉书》中，襄楷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向汉桓帝上书时提到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再次证明了汉代贵族常将佛道同作为崇拜对象。事实上，佛教在传入之初的确只是汉代众多信仰中的一支，佛也只被视为众多神祇之一，其在汉地的影响力并不足以脱离其他信仰而成为独立的体系。

除了中亚到中原的陆上途径，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可能性同样值得注意。地濒黄海的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曾一度被认为是佛教题材，进而被视为是佛教由海路传入的实证。事实上，孔望山摩崖造像的确有鲜明的汉代风格，但其内容和人物形象并未出现明确的佛教元素，同时也缺乏文字佐证，将其视为佛教造像并无实据。但基于汉代海上丝路繁荣程度不亚于陆上的事实，佛教由天竺经安南传入徐闻、合浦等重要港口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进而引出一种推论：早期佛教或非单由中亚传来，中国南方的佛教可能自南亚独立传入。

尽管海路传入的情况尚不明朗，但就结果而言，佛教在南方的传播颇为顺利。《三国志》中记载了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在领内大兴佛事的情形：“（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三国时，康僧会、支谦等出身中亚的僧人亦受到东吴君主的礼遇，是为六朝江南佛法盛景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