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筠冰教授从个体艺术表达形式和艺术传播的视角进行了发言。首先，她指出当代主义的兴起标志着集体性被打破，个性化得到强调。“个性”即是指社会中的特立独行或一般秩序下的特殊，亦或被认定为“独异性”之意。“独异性”（singulari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重要的概念，从齐美尔在理性主义传统中提出个人主义兴起，到布朗肖、德里达、让-吕克·南希等西方哲学家都强调了个性的独异性的表达方式。德国社会学家莱克维茨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独异性社会，“要求文化具有普适性，却又以独异性为导向，这种矛盾体是生活方式对文化概念的诉求”。当代艺术界，艺术品一出现就要求具有独异性，强调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其次，当代传播方式相较大众传播年代有了显著不同，艺术作品通过新兴媒介的传播，逐步从PGC发展到UGC为主导，精英艺术开始走向大众艺术。线上与线下互动成为重要传播方式，艺术展览成为“网红打卡点”便与艺术传播的UGC内容生产息息相关。未来，AIGC内容生产将会成为艺术传播面临的新挑战。第三，中国表现具有包容性和弹性，这不仅体现在时空上，也反映在人群层面，即面向Z时代年轻人与青年亚文化上。面对新的艺术观者，“中国表现”以怎样的内容、形式和载体对于新一代的观者进行有效传播，这对“中国表现”打破圈层、双向破壁、走向国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贇和王曜二位学者从概念生成、理论建构及传播等方面发表了其见解。郭贇认为“中国表现”提法贴切，实现了中国元素、语境及西方理念的有机结合。此外，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中国表现”的历史渊源、文化语境、走出方式尚未完全明晰，理论建构极为重要，需纵横两维梳理中西方文化与艺术语境。第二，在传播问题上，他认同杨卫教授的观点，认为基于理论梳理可进行分单元展览。王曜指出，“中国表现”若要走得更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多元视域与层次的讨论、理论梳理、体系建构，而非停留于概念层面。此外，面向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传播，让严肃艺术吸引更多年轻人亦十分关键。将理论梳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表现”不断前行。

研讨会的最后，彭锋教授对本次“中国表现2023”艺术研讨会所取得的丰富的成果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尽管对于“中国表现”的命名、界定、特征、旨趣、理论脉络、传播方式等，大家从各自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见解，甚至出现了不同观点争论，但这恰恰是相当有益的。“中国表现”本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有弹性的、变动不居的谱系，应当允许有多种版本与角度的理解，并且相互争鸣、相互启发，只有这样，“中国表现”的创作水平与理论体系才能更好的发挥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