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剧照

兴衰之势——南巡对夏言等人仕途的影响

嘉靖十八年，在皇帝南巡之前，内阁首辅夏言处于仕途巅峰。南巡前的夏言恩荣加身、风光无比，“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而在明代，“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之阶可谓文臣最隆重的阶勋，自明初至嘉靖中叶，“上柱国于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拟也”，夏言给自己拟阶勋，嘉靖帝满足了他的虚荣。

南巡承天期间，嘉靖帝拜谒完显陵，严嵩揣摩到嘉靖帝的心思，建议嘉靖帝在承天接受群臣表贺。承天是嘉靖帝的故乡，拜谒完显陵在这里接受表贺，更能彰显皇帝的尊荣和以孝治国的名声，满足其衣锦还乡的情结。作为“议礼”起家的夏言，却没能理解透嘉靖帝的心思，他从礼制和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回京后再表贺为宜，但严嵩坚持提议在承天表贺，并强调礼仪可由天子确定。从此，夏言在嘉靖帝心中种下了不满的种子。

嘉靖帝南巡返京后到大峪山查看陵工，当时夏言没能及时进呈居守敕，嘉靖帝认为这是由于他自傲和懈怠，并对夏言南巡时的表现提出批判：“昨扈从南巡，偶以疾昏迷”，指出他不尽心供职已非首次，命夏言归还嘉靖帝给他的手敕。虽然嘉靖帝后来收回了成命，但对夏言已有了负面的看法，这为他的最终失势积累了条件。

南巡后，陆炳、严嵩等人更加受宠。锦衣卫指挥使陆炳，其父陆松在弘治时跟随兴献王就藩安陆，嘉靖帝入继大统之后，陆炳又作为“从龙”之臣在锦衣卫任职。陆炳和嘉靖帝从小结识、交情颇深。嘉靖帝南巡时，陆炳扈从，后来在河南卫辉的行宫出现火灾，嘉靖帝深陷火海、形势危急，“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陆炳在南巡时对嘉靖帝有救命之恩，之后更受嘉靖帝宠爱，以至于“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夏言担任首辅期间，陆炳曾因不法事被御史弹劾，夏言打算惩治他，但在陆炳的百般苦求下，夏言最终放过了他，但“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与言构，炳助嵩，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陆炳成为严嵩搬倒夏言的有力助手。

至于严嵩，时任礼部尚书。南巡前任劳任怨，妥善安排视陵工作，南巡期间，言论又颇合嘉靖帝心意，因此更得嘉靖帝赏识，严嵩“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嘉靖十九年七月，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相比夏言仕途的下行，严嵩正在上行并逐步走向行政中枢——内阁。

解决心头之忧——嘉靖帝南巡后更不视朝

嘉靖帝崇信道教，其崇道行为对嘉靖朝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嘉靖帝崇道不仅是为人所诱，也源于其父兴献王崇信道教和承天地区的崇道之风。兴献王在世时便自称“纯一道人”，而承天地区向来是道教兴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