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秋风红雨图轴》

傅抱石在其故实画题识中基本没有过激的言辞，惯以平和与隐忍之口吻，但在冷静的眉目下却深埋一腔峻烈的壮怀。作为抱石知己的郭沫若对他们两者的思想观念差别非常清楚，不可忽视的是，正是出于这种深知，郭沫若很早就对傅抱石开始了向主流观念形态上的引导，这也说明颇富政治敏感的郭氏予之以一种独特的扶掖和关怀。1947年10月23日《大公报》刊发郭沫若《勖抱石——为傅抱石画展作》，文中说道：

抱石于古代诗人，前喜陶渊明，后转而倾拜屈左徒，但我今天却又有一个对于他的诚挚的期待——希望他成为画坛中的杜工部。一个真正伟大的画家必须成为人民的画家。以抱石的才力学力工力，于师法自然、沉浸古逸之余，必须透彻于人民的生活，以“入地狱”的精神，从污池中再开出莲花。把小我向大我中解放，一个人的成就然后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大成。

殷切提醒傅抱石要学心系民瘼的杜甫，贴近“人民的生活”，这些话仍是前述郭氏之“人民”立场的流露，引导傅抱石不能总画古贤逸士，要开拓创作思路而全方位表现大众的生活，方可达到“真正的大成”。这对“沉浸古逸”为常的傅抱石无疑是一种带有政治导向的忠告。本文认为，在1949年之前的客蜀时期，傅抱石对郭沫若这些建议不一定高度重视，但随着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和主流意识对自由创作的不断干预，傅抱石的政治敏感才日趋“成长”起来。他慢慢遵循郭之改变了创作状态，训练出一套绘画主题与主旋律合拍的创作思维能力。1954年4月他致信郭沫若谈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作画之事：

从现实题材去表现，由于生活不够，甚难有成；从历史题材去找（我曾提出杜工部《兵车行》），又只能作皮相的联系，与其牵强附会，不如根据我的条件殚精竭虑地来创作。我在万分惭愧中，采取了后者的办法。虽然表面是山水和人物，可是某程度是奔赴着一定的主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