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教授则从美学及美术史理论出发，回答了“中国表现的风格定位是什么”及“为什么是中国表现”的问题。他依次从“再现““对再现的超越”“表现主义”“表现主义的东方起源”“写意”“表现性写意”“写意性表现”“革命性表现”“中国表现”九个层面梳理了中国表现的生成脉络及其风格定位。他指出，追求“形似”的艺术被称之为写实或者再现，追求“神似”的艺术被称之为写意或者表现。中国传统绘画将“神似”置于“形似”之上。表现性艺术在古今中外皆存在，但“表现主义艺术”特定地指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种艺术运动，凡高、蒙克、席勒正是其中代表。尽管西方表现主义兴起的原因众多，东方艺术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东方艺术，尤其是受到中国美学影响的东亚艺术，之所以能够将西方艺术从再现的传统中解救出来，其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早在一千多年前，写意就赢得了与写实竞争的胜利。然而写意与表现也不尽相同。后者倾向于表现艺术家的个人感受，孕育于中国文化的前者则崇尚天人合一，不鼓励个人情感的肆意释放，而追求平淡天真的最高旨趣。20世纪初，中国艺术家开始学习西方艺术，一部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写实绘画，另一部分艺术家则将西方表现艺术与中国写意绘画结合，形成了特别的表现艺术类型。20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版画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表现中的“大我”与西方表现中的“小我”间的区别由此可见一斑。彭锋教授指出，之所以在众多中国当代艺术样式和风格中突出“中国表现”，是因为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表现性艺术中蕴含的力量才能匹配此种巨变。历史表明，重要的表现主义运动往往伴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崛起，21世纪的“中国表现”将助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但如同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一样，与西方表现追求与传统的彻底断裂，对现实进行不妥协地批判，以及发掘“小我”的存在深度不同，中国表现强调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积极参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并且展现的是“大我”的存在宽度。中国表现正在呼唤一种兼容现代性与中国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新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