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杨先生得到的解释是：国家不允许境外公司在内地直接开展业务，因此拍卖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即宝轩，负责收集拍品给香港公司。可惜，一 个月后，杨先生得到通知，他的藏品流拍了，按照当初的约定，5万元的策划费不退。”王宏伟认为这件事充满蹊跷，无论是鉴定专家的身份，还是文物出境拍卖的 承诺，以及拍卖前收费的做法，都涉嫌违法违规，疑点颇多。

　　“首先，上海博物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该馆人事部门查询后告诉我，上博没有薛忠华这个人，玉石杂项类也没有姓薛的专家。其次，杨先生的藏品被鉴定为 乾隆时期，要出境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走私，海关不知情；二是赝品，海关无需管。在拍卖领域，1911年以前的文物办理相关手续可以到境外预展，但必须在国 内拍卖，拍卖后仍然不能出境。一家境外公司涉及成批量的文物出入境业务，显然已游走在法律边缘。”王宏伟解释，“再者，那家拍卖公司的图录上，很多拍品显 然有问题。比如，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马踏飞燕”都出现在了拍品图录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更蹊跷 的是，名称为这家拍卖公司的网站至少有4个，它们的网址各不相同，业务经理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也不相同，但是香港公司的简介和地址完全相同，上海的送拍地址 也一样。”

　　“还有一次暗访经历，是一名‘80后’大学毕业生，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注册公司，打着香港拍卖公司的旗号在上海征集文物艺术品。众多藏家交了高价策划费后，却发现‘赴港拍卖’不过是这名‘80后’自导自演的‘双簧戏’。”

　　“这个‘80’后委托深圳一家公司，以他哥哥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了盛世拍卖公司，并在香港设立了秘书处，但他本人并没有去过。按约定，他每年支付给中介公司几千元，秘书处则帮助他租赁场地、接待客户。”

　　“这两个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拍卖公司是一个香港的拍卖行，征集拍品的却是一个内地的公司。公安部门在经过调查后往往发现：根据合同文本，内地公司 并不存在合同诈骗行为，因为合同上的鉴定、展览、送拍的约定，内地公司都已经履行了；香港拍卖公司的问题，因为管辖权的问题，他们又无权去香港调查取 证。”王宏伟指出，“通过中介公司，花两三千元就能在香港注册公司，无须验资和办公场所。有些拍卖公司实际是‘演艺公司’，拍卖只是掩人耳目的表演，不论 藏家送去的东西是真是假，都会估出天价，然后按估价的1%收费，这样的公司在北京和上海有上百家！”